亲历者见证共和国风云人物往事

毛泽东说: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1945年9月毕业后,王鹤滨被调到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医政科工作,同时兼任中央门诊部的眼科医生,并且是中央卫生机构中唯一的一位眼科医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下午,王鹤滨提着配镜盒,跟在中央门诊部副部长傅连暲的后面去王家坪给毛泽东检查眼睛。到了坐落在清凉山麓的王家坪,傅连暲指了指村西头路南侧的一处单层建筑物说:“到了,那就是毛主席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走到门口,恰好江青从屋子里走出来,傅连暲便向她说明来意,指着落在后面的王鹤滨说:“那位是王医生。”江青轻抬眼帘,看了王鹤滨一眼,说:“主席在,你们去吧!”

毛泽东正伏案办公,客人的到来,打断了他的工作,他放下了手中的笔,站了起来。傅连暲笔直地站在毛泽东的面前,带着点儿军人的风度,说明来意。这时,王鹤滨才知道,事先并没有告诉毛泽东要给他检查眼睛,傅连暲担心他因为工作忙而会拒绝检查,所以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使毛泽东不好推却。傅连暲把王鹤滨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介绍,毛泽东微笑着向王鹤滨伸出手来,王鹤滨紧张得竟忘记了向毛泽东问好。

王鹤滨布置好视力表,检查眼睛外部,测了视力,然后又选配镜片。毛泽东坐在检镜盒前,插话说:“哟!还这么复杂呀!”

傅连暲连忙接过毛泽东的话音回答:“很快就结束了!”王鹤滨一检查完毕,立即向毛泽东报告说:“主席,你的眼睛有轻度近视,要配眼镜吗?”毛泽东和蔼地答道:“看东西不碍事,不要配眼镜了。”

告辞时,毛泽东把傅连暲和王鹤滨送到门口,说:“不远送了!”二人告别离开。

1949年8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负责人罗道让正式通知王鹤滨,上级决定派他到中南海去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不久,一天下午3时许,毛泽东的值班卫士王振海通知王鹤滨到主席处。到了毛泽东的起居室,王鹤滨看到主席穿着旧毛巾布做的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翻卷着的线装书正在阅读,因为室内的光线不足,屋顶上的灯和床头桌上的灯都亮着。毛泽东见王鹤滨进来,立即将手中的书放在了床面东侧的书堆上,半坐在床头上,用手示意王鹤滨坐在床边西侧的一把靠背椅子上。

毛泽东微笑着说:“王医生,目前我这里的事情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其他的几位书记。”王鹤滨全神贯注地听着,表情有些拘谨。这时,毛泽东抬高了点儿声调,笑道:“王医生,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

王鹤滨一直记得,当时毛泽东将最后的“啊”字发音成“ ”音:“这句话说出后,他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得连双肩和颈部也抖了起来。我确实像受到突然袭击一样,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更找不出合适的话语回答。他想用这种直率的、乡野式的语言同我交谈,缓解一下气氛,明白过来后,我也笑了,气氛活跃了起来。”

确保能登天安门,开国国宴前茅台瓶里悄悄装上了白开水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王鹤滨被公安部任命为公安部九局检验室主任。“在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不仅会议很多,宴会也很多,为此,食物要检验有无毒性,成立了检验室。检验室的任务就是保证食品的卫生、无毒,每次会前都必须进行检验,以保障中央领导、各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集中到北京来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们的安全。”

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晚上,怀仁堂大厅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每一张餐桌上都摆放有茅台白酒和通化红葡萄酒等。为了保护领导的健康,避免因健康原因不能在第二天登上天安门,在国宴即将开始时,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处副处长李福坤,把王鹤滨叫到面前,李福坤低声嘱咐说:“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你要想想办法!”

这下,王鹤滨发愁了,自己可没有解酒的特效药,特别是宴会就要开始了,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任务如何完成啊?

首长和国宾们都已经坐在餐桌旁边,祝词一过,就要举杯了。怎么办?自己又不能走到每一位领导面前,去劝说少饮酒。

“灵感”终于逼出了办法。“我开始想,茶叶有点儿解酒的作用,由喝茶水想到了用茶水代替红葡萄酒,进而想到用白开水代替茅台酒了。事不宜迟,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白酒,给参加宴会的首长们喝,保证不会"醉"倒一个。于是,我将我的"发明专利"向汪东兴、李福坤作了紧急报告,又经过首长杨尚昆的首肯,就执行了,立刻办起了临时"美酒酿造厂"。”

王鹤滨先做了一下试验,倒在高脚玻璃杯中的茶水和白开水,在外观上用肉眼是无法与红葡萄酒和茅台酒区别的,只要不喝不能分辨真假。说干就干,他们利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几瓶“特制”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并马上和几位卫士长当起“招待员”来,把他们的“特酿好酒”斟进了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王鹤滨注意到,毛泽东喝下“特酿酒”后没有动声色。王鹤滨笑言,国宴下来,畅饮的首长们脸都未红,个个都是“海量”,一个也没有醉。

为迎接开国大典,首长身边工作的人员因为随着首长出入各种重要场所和一些大型的会议,都穿上了清一色的工作服,王鹤滨也头一次穿上了毛呢服装。王鹤滨说,虽然毛呢的质量较粗,但穿在身上,使年轻的小伙子们显得更精神了。“主席的卫士李银桥和我从王府井路东请来了著名的裁缝王子清。他曾留学法国学习服装设计,是行家里手。我们用轿车把他拉到中南海,在主席的办公室里为主席量了尺寸,之后又在这里让主席试了衣服样。很快,为主席做了一身绿色的毛呢中山服和一顶帽子,并做了一双软橡胶底的、棕褐色的牛皮鞋,都很合适。”

王鹤滨后来感慨地说:“1949年10月1日,主席穿上了这双棕褐色的皮鞋登上了天安门主持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这双皮鞋也是我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几年中所见到的、他的唯一的一双皮鞋。”

为周总理治疗流鼻血的方案被金茂岳一口否决

王鹤滨被调到中南海初期,住在南海北岸上的“静谷”大院,即丰泽园的西邻、勤政殿边上的西八所。在丰泽园大院的偏东侧,就是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菊香书屋。书屋所在的院子向北有五间房,中间的一间有过厅,大门上有一块横着的木质匾额“紫云轩”。进入紫云轩,东侧的两间北房通间便是毛泽东的起居室了。据介绍,毛泽东进入北京城中南海直到“文革”前,多半是在这紫云轩度过的。“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时,他也曾在万寿路的新六所或玉泉山住过,但都是暂时性的。”王鹤滨说。毛泽东最喜欢住在紫云轩里,住在这里主席有一种“家”的感觉。

菊香书屋的南厢房名为“松寿斋”,主人是江青;东厢房的南院是“云山画”,是毛泽东子女们的集体宿舍,住着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儿媳刘思齐、侄子毛远新和江青的姐姐李云露及其儿子王博文。因为孩子们上学都是住校,但只要孩子们一回来,“云山画”就是整个大院里最活跃的地方,总能听到唧唧喳喳的欢笑声。

尽管王鹤滨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但还兼顾其他中央首长的保健任务。刚进中南海不久,王鹤滨第一次为周恩来看病。那天,傅连暲带着王鹤滨和金茂岳去给周恩来检查身体。周恩来经常流少量鼻血,这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总是一种折磨,他也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就用盐水棉棒擦洗的方法,来减轻这种折磨。经过检查,王鹤滨发现周恩来鼻中隔左侧的黏膜上,有麦粒大小的浅表性溃疡面。王鹤滨把自己检查到的情况,向周恩来、傅连暲、金茂岳讲了,周恩来问:“如何治疗呢?”“可以用硝酸银轻轻地腐蚀一下,以促进溃疡面的愈合。”王鹤滨认为处理起来并不难。周恩来听后,带着微笑表态说:“那好啊!就试试看吧!”可金茂岳当即表示反对:“不行!不要把鼻中隔腐蚀穿了!”王鹤滨觉得金茂岳是妇科专家,这方面的治疗可能没有经验,但他是位老大夫,不好与他争论。傅连暲没有表态。这等于是把王鹤滨的治疗方法否定了。许多年后,王鹤滨回想此事时说,如果他那时业务水平高些,一剂中药便可以把这点儿小病治好,就不会让周恩来一生受此小病拖累了。

1950年,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伍云甫调离中南海,任中国人民救济总署秘书长。中南海里的医疗保健工作由行政处管。伍云甫临走时,行政处副处长罗道让叫上了办公室主任田畴和王鹤滨一起为伍云甫饯行。席间,本来不会喝酒的王鹤滨也乘兴喝了一小盅白酒。这时,刘少奇的卫士长石国瑞突然来了,说刘少奇有些不舒服,请王鹤滨赶快去看一下。

王鹤滨急忙跟着石国瑞去了刘少奇的办公室。在给刘少奇检查身体的过程中,王鹤滨低着头,始终不敢抬一下。他也不敢多说话,怕酒气从口中喷出来。刘少奇坐在办公室桌旁的靠背椅子上,疲惫地闭着双眼。王鹤滨检查了他的心肺,在量过血压后,认为刘少奇感到头晕不适是由于过于劳累引起的。他别过脸对刘少奇说:“您是工作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的,不用吃药。”“好!”刘少奇低声道。王鹤滨随即退出了刘少奇的办公室,但他的头仍旧不敢抬起来。他异常忐忑,总觉得纵然自己一直低着头,刘少奇大概还是会看出他喝了酒,自己带着酒气出诊,是很不应该的。

虽说刘少奇没有批评王鹤滨,但王鹤滨从那以后,在中南海工作期间再也没喝过一口酒。在王鹤滨印象中,刘少奇见到他总是面带微笑,但是话语从来不多。这可能是刘少奇长期在白区工作时养成的工作习惯。

作者:余玮、吴志菲

定价:48元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在北京甘家口一栋住宅楼里住着一位看似普通的老者,他曾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多年,他便是毛泽东的第三任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他接触到一个不一样的毛泽东,度过了一段难忘的传奇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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